九月中，我在弘博网老师们的建议下参加了博博会，出发前还是满心期待的，毕竟是第一次参会，而且还和团队的伙伴们首次参展，期待能感受到各种扑面而来的新鲜气息，找到可以学习成长的机会。
总体来说，虽然还是有不少的收获，但从我的期望和需求来看，也还是有不少失望的。把我的几点疑惑与思考分享给大家，不当之处，请各位专家老师批评指正。
疑惑一、博物馆相关产品=文创产品？
很多博物馆都在展示自家的文创产品，恍惚间让人觉得像是进了小商品展销会的现场，走出展馆大门时，我还特意回头看了眼博览会的全称，确认了是以博物馆和博物馆相关产品、相关技术为主题的博览会。
部分参展文创产品
且不说很多文创产品存在较高的同质化、创意度不足等等需要改进的地方，即便是再怎么受到多方关注，博物馆的相关产品也不应该只有文创产品。
围绕着博物馆可以产生的内容，应该是能够以很多种不同的形式、不同的载体出现在公众面前的。我并没有博物馆学理论和博物馆业内从业经验，所以只能和大家分享一个外部视角的观察，谈到的很多地方也有着自己兴趣点和关注点的因素影响，我在想，博物馆相关产品除了展览、文创等内容外，是不是也应该包括这样两个方面：
线上方面，利用新媒体而做的展示形式和成果等等，是不是也能成为博博会展示的内容呢？
很多新媒体的信息平台对博物馆领域的内容给予了特别大的关注，这其中既有专注博物馆内容以图文和音视频等形式开发的APP应用等，如这次参展的“看展览APP”等，也包括了具有一定影响力的媒体和信息平台对博物馆内容的自主开发，如去年以来多家电视台陆续开发了围绕博物馆的专题栏目，北京卡酷频道《穿越吧！少年》栏目组自7月起，从原来的棚拍调整为实地拍摄，每期为孩子们介绍一座博物馆，在频道的收视率不断提高。
他们是否也能成为参展方呢？
这部分群体的参与，能够为博物馆与快速变革的时代更好的链接提供思考，比如，自2015年后半年以来，短视频的涌现迅速成为了互联网上关注的热点，刚刚过去的2016年度今日头条创作者大会上，更将投入10亿支持优秀的短视频内容，博物馆是不是也能参与到这样的风口呢？这些都是很值得讨论的话题。
线下方面，一些传统的博物馆产品在悄然发生着变化，是不是也能在博博会的平台上进行展示和交流呢？
比如，我很关注博物馆类图书，从国家层面到很多地方政府都在推动全民阅读，博物馆类的图书是其中很受公众认可和欢迎的类别，部分拥有市场竞争力和影响力的出版社已经推出了很多受到读者欢迎的作品。
在今年的博博会上，我很期待能找到博物馆类主题的儿童读物，作为新浪童书榜的评委，每月看到的候选图画书基本都是国外引进的，其中也有少量以博物馆内容为题材的作品，而国内原创的作品就更少，这次在展会上看到的上海博物馆的《青铜国》就是很好的尝试，其中的互动设计，让内容和形式很好的结合，适应低年龄段青少年的学习需求。
上海博物馆《青铜国》
期待着有更多文博专业老师们能参与到为青少年创作这类图书的工作中来。当然了，博物馆的社会教育产品也应该属于博物馆相关产品中很大的一个门类，有的专注于与教育部门和各级学校的对接，有的擅长于专题化的开发，很多博物馆的社教产品都有着值得借鉴和讨论的空间，但看到展示这方面内容的展台很少。
总之，我们是不是要很认真的思考一个问题：围绕着博物馆，除了花样繁多的文创产品，我们还能生产出哪些相关产品呢？
疑惑二、博物馆社教活动=教育产品？
很高兴看到现在越来越多博物馆在社会教育领域的尝试和努力，一方面地域上的差异还是很明显的，社教活动在开展的质量和水平方面也有较大差异；另外一方面，很多社会教育方面的做法也出现类似文创产品的同质化问题等，结合本馆实际和特色的创意开发不足。但在实际中，还是有很多开展的相对成熟，很值得他人去学习的做法，其中有很多已经在朝着成体系、成特色的课程化方向在努力。
一直随我多年行走于博物馆的两个北大附小六年级小学生，把自己毕业研究课的主题定位博物馆教育，采访我时问我：你觉得博物馆社会教育现在最大的问题是什么？我是这样回答的：最大的问题是有教育的“外形”，但少有教育的“内核”，很多开发出来的社教项目，还仅仅停留在“活动产品”的层面上，并没有达到“教育产品”的层面。我不是教育工作者，但实践中常有这样力不从心的地方，活动可以做的很精彩，但到底在教育的层面上，应该怎样去调整和实现呢？
展会上，看到了不少博物馆都把拓片带到了现场，以供参会人员的体验互动，当然也有很多其他形式的社教活动。同样是做拓片，教育的目标到底是什么？是为了让受众认知拓片技艺，认知不同铭文，还是认知所拓文物？教育的目标不同，教学的目标也就不同，所使用的手段也就不同，回顾和评价的方法也不同。
教育本身是服务于人的，也是需要人来承载和推动这样的服务的。作为博物馆从事社会教育的专业人员来说，要努力调整自己的角色，从简单的导赏讲解、活动组织等等，转变为“教育工作者”，更多得从教育的高度、深度和广度去思考如何利用好博物馆的教育资源。
国家博物馆在这方面做了很多工作，和史家小学合作小学博物馆课程项目，和北京四中合作中学博物馆课程项目中，在开发之前会通过组织博物馆社教人员进校听课，组织校方老师进馆学习等方式，让学校老师和社教人员都先朝着“博物馆教育工作者”的角色去调整和感受。
博物馆社会公共教育既有别于教育体制内的校内教育，也有别于校外教育，有着自身的特点，这个特点不仅体现在教育的目标和教育的内容上，也体现在教育的场景和教育的手段等方面。但凡提到教育两个字，就是个“慢”功夫，要不断在实践中积累经验，寻找到体现在不同方面的特点，形成博物馆社会公共教育的理论和方法，以期为更多博物馆在社会公共教育方面工作的开展提供指导和借鉴。
疑惑三、公共服务与市场机制冲突吗？
会场中的两个企业展区，多集中在展览组织、照明设备、研究器材等硬件服务方面，通过不同的项目参与到博物馆的建设和运营中，因个人兴趣经验以及工作方向的关系，我更关注博物馆社会公共教育方面的内容，甚至期待能找到些从事这方面专业服务以对接博物馆的机构，基本没有。
但是在现实市场中，以博物馆、美术馆、科技馆等为主要载体的教育机构、游学机构等近些年多有出现，受到了市场很好的反馈，在社会公共教育的领域中博物馆该如何参与呢？
在和部分博物馆社教部门老师们交流时，很多人理解为市场化下的社会机构的参与，会和博物馆公共服务的职能是冲突的。个人认为：并非是完全冲突的，某种程度上是会起到相互促进的作用，社会机构的参与对博物馆社教产品的丰富和提升是有帮助的，而博物馆社教的参与对社会机构的专业化和标准化成长也是有益的，最终受益的是共同服务的社会公众。但毕竟博物馆自身的社会定位，不允许其向企业机构那样追逐利润，所以两者之间以何种形式来结合显得更重要。
我因在青少年阅读推广的领域也做了些工作，其中有些做法对解答上面提到的问题是有帮助的。在北京，着力推广阅读的部分区县，政府会以专项采购的形式来采购满足自身定位和需要的服务，这些服务来自于不同类型、不同人群的阅读机构，最终提供给广大读者。
对于机构来讲，解决了经营的部分成本；对于政府来讲，丰富和深入了阅读推广工作；对于公众来讲，享受到了更好的阅读体验和活动。这样的合作形式在深度上还在继续扩大，部分区县甚至拿出可用于经营的空间场地，配备阅读的图书与设备，由社会机构来负责运维经营，但社会机构须满足该场地在借阅人次、活动场次等服务社会公众方面的的基本标准。
在博物馆社教领域，这样的形式是否可行？
博物馆发挥对接资源的平台作用，不论是从教委等政府部门申请到的专项经费；还是从关注社会责任的企业寻找到的专项经费，可以通过部分采购的形式深化已有社教产品的教育功能，丰富立足本馆特色的社教产品系列，以更专业和更立体的形式服务于社会公众。
当然，有很多社会机构没有通过博物馆社教的平台，直接在博物馆内开展了市场化的经营行为，简单的禁止解决不了问题，需要在两个方面进行思考：
一方面，公众既然选择这些机构的教育产品，一定是有其自身的优势，博物馆在充分尊重社会机构的经营基础上，是否可以将其中的优秀产品纳入到自身的平台上来，并予以专业的监督指导，确保呈现给公众的是准确的内容；
另一方面，博物馆自身在开发社教产品时，是否可以通过不同的合作形式邀请到这些机构参与其中，借助其在某个专业领域，或者是市场认可等方面的优势，推出属于自身特色的精品。
和文博圈的朋友们交流时，我常说自己，一半在圈内，一半在圈外。以上三点疑惑和思考，更多是我站在外围的角度提出的，都是很粗浅的想法，来源于最直接的经验，如有不准确的地方，还望各位专业老师批评指正。
去年底，全国青联组织部分青联委员为“十三五规划”献计献策时，我写的题目是《从供给侧改革角度来看当前青少年社会公共教育的补充》，讲到作为资源单位一方的博物馆、美术馆、科技馆和图书馆等，要思考如何充分发掘自身优势，着眼于创新，不仅是创新社会教育的内容，更要创新合作发展的形式，形成有内涵、有特色、有影像的产品，真正从所服务的青少年全体的需求出发，真正在社会发展中聚集起与之匹配的认可和关注。
记得有次在自己微信公众账号的音频节目里，给小朋友们讲到博物馆的起源，问到：你觉得在博物馆里什么最重要？看到后台答案中最多的是文物，相信这是很多人心中的想法，但有个小朋友是这样回复的：人最重要。我喜欢这个回答。博物馆应该是让每个走进其中的人能感受到温暖和美好的地方，相关产品也好，相关技术也好，直接或者间接的，也都应该是为最终呈现给观众们服务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