祁庆国,北京市文物局信息中心、图书资料中心主任,《北京文博》主编,文化部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专家委员会委员,中国文物学会文物摄影专业委员会会长,中国博物馆协会博物馆数字化专委会副主任委员、北京数字化科普协会副理事长。
本期弘博名家采访了北京市文物局信息中心主任祁庆国老师。祁老师曾负责首都博物馆(以下简称首博)新馆信息化建设工作,完成了全国第一例包含博物馆完整业务流程的、集成化的博物馆数字化系统,受到博物馆界和IT界的双重好评,并因此获得“2009年推动中国信息化进程突出贡献奖”。此外,在文博图书编辑出版及文物摄影方面也很有经验,目前在北京市文物局负责信息化建设相关工作,丰富的工作经历让他对行业信息化发展有着独到的见解。 访谈分为上下两期,上期我们先来听他谈谈他所经历的博物馆信息化发展历程,以及在信息化人才培养和实践过程中一些感受。
个人工作经历——与文博信息化发展历程同步
弘博网:您是学考古出身,当初怎么会想到去做业内刚起步的信息化工作,并且做得如此成功?
祁庆国 :我个人的工作经历如同文博行业发展的缩影。
刚毕业时做考古工作,通过出土器物,在考古工地或博物馆展厅,向公众阐述出图器物蕴含的信息。当时手段单一,基本就是直接用实物说话。
80年代末90年代初,与国外博物馆界交往增多,国外博物馆出版的精美的展览图录,深深地触动了国内文博界同人,而当时国家经济实力增强,印制全彩图录,在印刷技术和财力上都是可以实现的了。于是,文博行业出版面向社会的文物画册逐渐多起来。文物图录、画册成为传播文物、历史知识信息的重要媒体形式,此前只有学术性考古报告。文博系统信息传播方式在改变。
对于北京市文物局系统和我本人来说,标志性事件是1990年市文物局为迎接亚运会在北京召开,出版《北京文物》画册。我从那时起开始做图书出版工作,并由于编辑画册的需要接触文物摄影。画册所用文物照片与考古发掘报告的文物照片不同,严格地说,考古发掘报告的文物照片其实属于标本照片;而画册所用文物照片,在展现文物外观信息(器型、质地、纹饰等)的同时,还要能体现文物的历史韵味,要强调美感。
1996年,受国家人事部派遣,我去日本交流,看到了日本考古、博物馆界的已在开展的数字化工作。比如,把地图输入计算机,在电子版地图上标注考古发掘范围、出土物分布等资料。那时,他们已经把考古发掘资料录入计算机,进行统计等工作。最令我印象深刻是一种标识方法,以自动喷涂方式在陶片上标注编号,在电脑里设定好排序,只需把陶片放到喷头之下,1、2秒钟就喷好了,排序准确、字体规范、效率极高。这种技术和设备在考古发掘工地帮助非常大,因为当时国内普遍的做法是用小楷毛笔书写编号,现在可能还是这样。这两种方法在效率、准确性、规范性等方面的差距自不待言。此外,还学习到科技考古、科技保护和博物馆展示等很多相关领域的知识。
回国后不久,赶上首都博物馆新馆建设的契机,就开始承担博物馆数字化建设、图书出版等工作。
首博是全国第一家建立博物馆完整业务流程信息化体系的博物馆,这既是首博新馆建设的需要,又是首博领导见识高远的体现。因为,此前开展数字化建设的博物馆并不普遍,而且各博物馆是分项逐步进行建设,如藏品管理系统、公文档案管理系统等。当业务人员提出建设涵盖博物馆完整业务流程的信息化体系构想时,得到了首博领导的全力支持。这个构想用现在的词汇就是“顶层设计”,支持,可不是一句漂亮的口头表态,意味着经费、人员、建筑空间等等太多投入。即使一些在首博新馆之后建设的规模并不算小的新馆,也没有完整、清晰的数字化建设顶层设计,甚至在建筑建造完成时,也没有拿出数字化建设完整方案。
为完成好首博新馆数字化系统建设,我和同事们花了大量精力考察、研究国内外博物馆、以及相似机构的数字化建设的情况,虚心求教、认真分析。并引导我们的团队拥有开阔的视野,从博物馆行业转型、发展的高度看待数字化建设工作,站在全馆业务架构的层面思考数字化的实施。经过五年时间的努力(2000年首博新馆建设启动,2005年12月16日试运行),伴随首博新馆的试运行,数字化系统也投入使用。
首博新馆开馆后,很多兄弟博物馆同行都来考察首博数字化系统,特别是即将进行新馆建设的同行。在与同行的交流过程中,尤其是在参与兄弟馆数字化建设方案的讨论时,我的收获非常大,因为我是基于刻骨铭心的艰苦实践参与讨论的,在此过程中,既帮助我总结了本馆工作的得失,又使我能够为兄弟馆提出合乎实际、切中要害的建议。近十年来,几乎所有新建或改扩建的大中型博物馆的数字化系统建设方案,我都或深或浅地参与过。
此外,故宫的胡锤主任、首博的孙芮英副主任和我等共同负责中国博协博物馆数字化专委会的日常工作,组织学术年会、专业培训等,这也是推动博物馆信息化工作不断发展和提升的有效方式,能够为兄弟博物馆提供实实在在的帮助。在新世纪博物馆建设高潮中,首博新馆数字化建设可谓是新世纪第一个十年中信息化建设的标志性成果;第二个十年,到目前为止,以南京博物院新馆为标志,中国博物馆界信息化建设进入了新阶段,已经实现较大的提升和转变。
部门业务负责人——对行业的认识要有一定的战略高度
弘博网:您刚才讲述了自己多元丰富的工作经历,每次转型也都很成功,有什么心得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 尤其是对博物馆CIO(首席信息官)有何建议?
祁庆国 :最近,我给《北京文博》定了一个“怎么做业务部门负责人” 的选题,去采访首博新馆建设时的部门主任。个人认为,馆级领导和业务部门负责人,既要有需要的专业知识、部门管理经验,更要对其岗位有一定战略高度的视野和思维。
目前,行业内存在这样一种现象,有的负责人在其专业领域研究水平无可厚非,但在部门管理方面有些茫然。所谓战略,即是对行业的过去和未来有一定高度的认识。只有了解过去和未来,才能认识现在,便可把规划落实到每人每天的工作,如此部门工作可以充实而不盲目。长远规划与日常工作不脱节,任务安排与个人、部门发展相结合,让每一个人做最适合的工作,这些都需要负责人能总结过去,了解行业未来发展规律。丘吉尔说,你能看到多远的过去,就能看到多远的未来(The farther backward you can look, the farther forward you are likely to see.)。科学有效地组织,即领导艺术,也是未来CIO要学习的。
此外,负责人的境界、胸怀一定要高,胸怀宽广、境界高远不是空话。比如信息中心只是博物馆一个小部门,但负责人要从服务全馆、全社会的角度来看待工作,符合博物馆服务社会的宗旨。这会影响负责人对待工作和同事的态度,赋予其号召力和感召力,有助于团队建设,也是做各项工作的基本素质。
博物馆信息化人才培养问题
弘博网:有学者指出目前博物馆最缺信息化人才,您怎么看?信息化人才该如何培养,高校教育能做什么?
祁庆国 :博物馆信息化人才确实缺乏,但并不是计算机专业的人就能成为信息化人才。正如你们弘博网工作团队一样,多是考古文博专业出身,新闻算相对专业对口,但工作做得很好。博物馆信息化工作的承担者可以是各种专业出身,只要他掌握两方面的知识和规律:一是博物馆行业的相关知识,特别是业务需求;二是相关信息化知识如计算机系统。信息化工作的承担者是一个桥梁,沟通技术和业务。
从学校教育来说,可以在博物馆学或考古专业,适当增加信息化课程。我认为没必要专门开设博物馆信息化专业,尤其在本科,不利于学生以后就业,面太窄。硕士教育可以有所侧重,现在社科院研究生院、中央民族大学等高校的博物馆学已开设相关课程,目前这种模式挺好。我们强调博物馆信息化教育,要关注如何利用信息技术手段提升博物馆服务能力和品质。信息技术很简单,发展很快也丰富,有专业人员提供支持,博物馆人只需了解其业务所需,选择合适技术即可。
国内博物馆信息化工作二十多年,有成有败,失败者多是理解和发展业务不到位,认为信息化工作是技术活,只需雇用工程师、技术人员,购买机器就好,这是典型的“两张皮”做法,我们在05年首博新馆建设前后已经充分讨论过,并明确否定。上世纪90年代的信息化建设失败原因就在于计算机技术人员不了解博物馆需求。
信息化建设可以改变博物馆行业面貌
弘博网:您认为信息化建设可以改变博物馆行业面貌,主要指哪些方面呢?
祁庆国 :信息化建设可以改变文博行业面貌,提升行业服务水平。信息技术是满足博物馆业务需求、实现服务社会宗旨的手段,这要求部门领导对博物馆的定位发展有一定深度和高度的认识,能从众多技术中选择博物馆所需。因此他首先要高度定位自己的职责。
信息化改变博物馆人的工作方式。信息化不是简单的从纸质到电子的形式转变,它有其对应的逻辑思维方式,可以大幅提升工作的准确度、效率及规范性。文博行业是推行信息化最慢的行业,且当前发展不平衡,落后的根源在于观念保守。如目前北京市在建的政务大厅,将以前的长流程审批方式改为网络办公,更加便捷高效,但并不为所有人接受。文博行业的信息化要继承原来的业务特性,又要有发展的眼光,明白信息时代的文物保护、博物馆管理等相关内容。
博物馆信息化能提升博物馆整体工作的品质,尤其对教育意义重大。“文化遗产是人类前行的智慧库”,人类向前走,智慧来源于文化遗产。博物馆是文化遗产的汇聚地,可以让人们充分总结历史经验教训,建设未来。当前,我们面临着知识浅陋、思想贫乏、审美低下的问题,丰富的多媒体展示方式,可突破时空限制,弥补实物不足,把分散、生涩的知识系统化、生动化、直观化。信息化让让社会更开放,让知识的获取更加便捷、丰富,有助于信息的完善和比较,能够让公众辨别真假、去粗取精,打破知识封锁和愚民政策,是教育上的重大突破。知识的完善有助于培养成熟健康的公民,利于社会发展。
国内博物馆信息化现状
弘博网:请您谈谈目前国内博物馆信息化现状或存在问题?
祁庆国 :目前,国内博物馆信息化工作都在做,且有一定成效,部分馆在某些方面处于国际领先水平,但是整体发展不平衡,也存在一些问题。
第一、国内博物馆信息化和欧美国家相比,专业化程度低,不能持续积累,缺乏制度体系保证。当前博物馆信息化工作受负责人影响较大,负责人无法保持一个恒定的专业水准,因人而变,水平高则发展好,反之则发展缓慢,不利于工作的持续积累。以前我曾提出过:信息中心主任应该在学术、技术、艺术三方面都具有较高的水准。当然这个比较难,需要有一定的基础并不断提升。博物馆要制定信息化工作负责人的岗位标准,依靠体系制度推进,其他工作岗位也是。
第二、对信息化工作的认识不到位,没有把信息化放在全面提升博物馆服务水平、改变博物馆行业面貌的层面来看待。如在配合展览做多媒体时,没有放在提升展览水平、改善教育效果的层面去认识,形式大于内容,具体操作时容易脱离目标,因为可能承担具体工作的人员,认识也有待提高。
第三、对工作人员业务能力培训不够,使用技术不精致。博物馆需要什么样的技术,具体展览适合什么样的技术展示方式等,工作人员并不了解。比如很多博物馆都使用投影技术,但思考不够,从二十年前到现在基本大同小异没突破,都是简单地添加到展览当中。去年的梵高展在上海很火,观众多,但它只借助投影展示,技术简单,但是非常成功,有效地传播了知识。该展览利用投影,清晰阐述了梵高的艺术特色,他的笔触、用色、对光线的认识等,都通过镜头展示出来。这就是我们使用技术的差距,停留在表面层次,没有深入思考如何利用技术去更好地实现目标。技术应用不在先进复杂,重在效果,它是辅助人们接收、获得信息的手段,提高获取信息的效率。
以《清明上河图》为例,目前有世博会版、故宫版和城管版。世博会版是超大、但简单动作的高清动画。故宫版根据学术研究,利用三维声场技术,还原图中人物对话场景;请演员给画中人物配音。未破坏画面,却让观众通过画中人物的对话,了解当时社会;知识解读到位。城管版是三个简单的动画,第一个画面是该画原状,桥上人物众多;第二个画面,桥上有人喊“城管来了”,第三个画面,人们四散跑开,桥上瞬间空无一人。 这可能是当时城管问题突出时,年轻人的恶作剧, 技术简单,但深刻反应了一个社会问题。三个版本的《清明上河图》,成本和效果不一,不成正比。在博物馆知识解读当中,如何应用技术,就看能不能有效地解读知识、提高审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