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玉珠：五招让文物“活起来”

　　国家文物局局长刘玉珠在做客人民网《两会E客厅》栏目时介绍说，国家文物局在系统梳理文物资源、更好地让文物“活起来”方面重点开展了五个方面的工作。

　　一是在系统梳理文物资源方面，基本摸清了文物家底。通过国务院部署开展的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和第一次全国国有可移动文物普查等重大调查项目，基本摸清了不可移动文物家底及国有可移动文物资源状况，到2月底登记的国有可移动文物已超过4700万件(套)。

　　二是在发挥文物资源的社会教育功能方面，国家文物局和教育部建立了中小学生定期集体参观利用博物馆的长效机制，深入挖掘整合能够反映中华传统美德的文物资源，已在15个省（区）市超过150家博物馆进行试点。

　　三是在扩大文物资源向公众开放方面，积极促进有条件的文物保护单位尽可能向公众开放。全面推进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省级文物保护单位集中成片的传统村落整体保护利用。

　　四是在中华文化“走出去”方面，除了继续举办对外文物展览，我们与文化部共同制作完成“文物带你看中国”3D触摸屏展示系统。今年将实现在海外中国文化中心全覆盖。

　　五是在博物馆文创产品开发方面，制定《博物馆商业经营活动管理办法》。2015年，确定中国国家博物馆等10家单位为首批“全国博物馆文化产品示范单位”。

　　刘玉珠表示，“十三五”期间，国家文物局将重点实施“互联网+中华文明”行动计划、国家记忆工程，鼓励扶持文博单位和各类市场主体，开发更多弘扬优秀传统文化的产品和服务，满足群众多元化需求，增强民族文化自信心，促进文化消费。（据人民网）

单霁翔：严肃追究地方政府法人违法的行为

　　全国政协委员、故宫博物院院长撰文指出：长期以来，对文化遗产及其环境的破坏，被认为是经济和城市发展必须付出的代价。这种观点必须加以纠正。

　　一些城市领导对于所在城市中的文化遗产价值和保存状况几乎一无所知，或出于片面追求城市化速度，或迫切积累任职的政绩，或只盯住眼前的经济利益，将成片的历史街区交由房地产开发公司进行改造，过度商业化的运作、大拆大建的开发方式，往往造成传统空间、生活肌理及其历史文脉的割裂，导致城市记忆的消失。而一旦文物保护与经济利益构成冲突，无论行为是否触犯法律，也不顾专家学者如何呼吁，一些城市领导总会千方百计利用权势，使历经千百年的珍贵文物从人们的视野中消失。特别是出现法人违法案件时，地方政府或领导出面为破坏文物者说情的现象并不鲜见。

　　地方各级政府本是文化遗产保护的主体，负责打击和纠正本行政区域内的文物违法犯罪行为，但在错误政绩观的影响下，有些地方政府置“红线”和“底线”于不顾，法人违法情况相当严重。相对于个体犯罪来说，法人违法尤其是政府机关法人违法的破坏性极强，在行政指令和经济利益的左右下，文化遗产往往会遭到毁灭性的破坏，造成极为恶劣的社会影响。

　　对比经济和民生方面的立法进程，文化遗产保护领域的立法进程相对落后，法律、法规的前瞻性和可操作性也有待提高。当下，应该研究建立重大文物违法案件责任追究制度。进一步强化地方政府在文物保护领域的责任，明确规定领导干部违反文物保护法律法规的追责规定，对于地方政府不履行文物保护法定义务，甚至法人违法破坏文物的违法违纪行为，应像环境保护、国土资源保护一样，严肃追究地方政府的政纪责任。（据人民政协网）

王巍：设国家基金重奖文物上交者

　　全国人大代表、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所长王巍在山东团开放团组会上提到了近年大热的话题“把文物上交国家”，他呼吁设立国家文物保护奖励基金，给予上交者更多奖励。

　　作为本届全国人大代表中唯一的考古界代表，王巍的发言不离文物保护，他表示，当前不仅有意识的盗墓贼猖獗，还有在工程当中挖土发现文物据为己有的情况。

　　有观点认为，“盗墓和考古不都是把文物拿出来吗?只不过那个是归自己，这个归国家”。王巍表示，盗墓和考古不一样，就像盗贼去盗故宫，他们会把最珍贵的文物拿走然后把故宫烧掉，破坏了大量的文化信息。

　　王巍也认同应该给予发现文物上交国家的人足够的奖励，但从他掌握的信息来看，县级的文保所一共没多少经费。

　　他向在场媒体讲了一个争议的案例：陕西一位农民上交了一件非常重要的文物，市场价值数百万，当地奖了一万元。“当时社会有很多议论，说怎么能奖这么点钱?”

　　他建议，面对这种情况，应建立国家文物保护奖励基金，对于那些真正发现了文物并上交国家的人要重奖。（据法制晚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