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30日，“博物馆|看展览”第一届文博沙龙在上海博物馆多媒体厅成功举办。当天我们迎接了来自各行各业的文博爱好者及博物馆从业者，其中一位博友还专程从河北远道而来。
此次沙龙的特邀嘉宾是上博信息中心副主任——刘健，切合“博物馆：昨天，今天，明天”的沙龙议题，刘副主任就自己在博物馆工作三十余年的经验，畅谈了从80年代开始博物馆信息化的建设历程，在回顾过往的同时，刘主任也对博物馆数字化的当前状况提出了独到的观点和看法。
“互联网+博物馆”：博物馆如何应对“新媒体热”？
刘健：我在上博从事博物馆信息化工作有十多年了。1984年时上博成立全国博物馆第一个电脑组；85年开始用计算机做藏品研究；96年建成全国博物馆中第一栋智能化大楼；00年开始做了三期博物馆信息化工程，一直到05年结束。现在，很多博物馆都在做信息化项目，国家也大力提倡“互联网+”的形态，由此也在博物馆中掀起一阵与互联网相关的新媒体热潮。
热度起来后，问题出现了：首先是博物馆本身的数字化内功似乎并不扎实，包括基础数据的采集，数据的整合，学术的支撑等等都不到位。这也就导致许多馆很难拿出富有内涵的扎实产品。于是在一些社会思潮的带动下，有很多馆都开始走上了看似讨喜，讨巧的“卖萌”路线，我不反对卖萌，但是如果所有的博物馆都不顾自己馆的特点和形象一窝蜂地走这条路，则未免让人感到悲哀。博物馆还是应该利用自己的特点，根据自己的条件去做好新媒体的传播工作。
博物馆的数字资源是否要向社会开放？
博物馆最大的数字资源是藏品资源。现在各个大博物馆基本都有自己的藏品数据库，但目前的使用情况很多都不尽如人意，都没能充分发挥作用，完全对社会开放的恕我孤陋寡闻，似乎还没有见到。
应该说，博物馆数字化建设的本质在于四个字：开放共享，或者说是我们常说的共建共享。若非如此，数字化建设也就在很大程度上失去了它本来的意义。什么时候各博物馆形成共识：“我的数据要开放”，博物馆数字化大概在一定意义上就算成功了。
虽说博物馆数字资源开放是一个大趋势，但也并不等于说在一夜之间就能做到所有博物馆资源数据的完全开放。就目前情况而言，博物馆的数据开放应该还是一个缓慢的，循序渐进的过程。博物馆资源确实是非常诱人，这毋庸置疑，很多人都想利用。这里面有的是想做学术，有的是想进行商业运作，等等。
我认为这一过程缓慢的原因是觉得国内博物馆数字资源开放的条件还不太成熟。藏品数据库的开放基础大致说来有两个：1、博物馆人思维的转变；2、规范良性的开放环境形成。没有这一基础，谈数据开放就不太现实。
博物馆数字产品的瓶颈
现在博物馆具有的数字资源及其产品化后所体现出的商业潜力，吸引了不少资本力量的关注。
追求娱乐性和亲民的态度，这个没问题，但对于我来说不能忍受的是知识缺乏正确性，不能把产品的传播建立在错误的知识基础上。博物馆是一个公共机构，有它的职业道德和行为守则。如果一个公共机构让资本牵着鼻子走，这很危险。
博物馆数字产品的瓶颈，首先是在内容上，技术上国外先进的技术国内基本也都有，但参与文博数字化建设的公司懂技术的很多，懂文博、历史、艺术的很少，这样合作上就会产生一定困难，需要磨合；其二是设计，国内数字化产品和国外的设计比较起来还有很大差距，而这些差距背后所体现的是文化积淀的厚薄问题；其三，是创新能力，我们现在自己的原创的好产品很少，当然，这也是这个社会大背景所决定的。总之，博物馆数字化要想做好，还需要真正有思想力、创造力及热情的人投入进来。
博友提问
为什么到现在藏品的标准化还没弄出来? 像身份证一样编号不就可以了吗？
刘健：我国博物馆藏品数字资源的标准化，喊了几十年了，目前来看还没看到有成功的可能。最大的问题在于博物馆不像图书馆那么单一，它的面太广，类别太多。就拿你所说的藏品编号来说，不同类别的博物馆，编号方法可能就是不一样的，即使是同类型博物馆之间也会有不小的差别。另外，那些历史悠久的博物馆的藏品编号大都行之有年，有自己的使用习惯，保存了一定的历史痕迹及信息，不太可能推倒重来，否则会造成博物馆业务工作的紊乱。以我的看法来说，如果要搞博物馆数字资源的标准化，就目前而言宜粗不宜细，可以借鉴比如国际上的都柏林标准，能够涵盖最主要几项就可以，以此形成顶层标准，而各馆还可以在此基础上发展出自己的细化标准，不知道这是不是将来做数字化标准的一个可行的办法。
博友提问
作为公共机构，如今博物馆如何实现自己的教育职能？
刘健：过去总说博物馆是“公共教育场所”，但是现在提的少了，很多人都开始将博物馆视为是一个“自我学习”的场所，这是观念上很大的一个改变，这一改变意味着博物馆不再是居高临下地“教育”大家。学习什么，学习多少，都是由观众来自主决定的。
不过不居高临下教育并不意味着博物馆放弃自己的责任。博物馆不可能、也不应该去迎合观众，而是要思考怎样把“教育”转为“引导”，博物馆仍应体现出知识的力量。
博友提问
上博是不是可以再多引进一些热门的数字技术？
刘健：为什么一些技术上博不用？事实上我们也并非不在考虑，但我们觉得更多的还是要切合内容，看内容本身的需要。另外还有一些具有博物馆特点的考虑，比如我们正在做的手机导览，是不是把3D、VR、AR等等都弄进去？我们考虑的结果是，大多数不放。我们的思考是，至少目前的博物馆，还是属于一个以实物展示为主的展览形式。在此情况下，如果观众来参观时一直看手机而不看实物，我认为这对数字产品来说可能是成功了，但对观众参观行为，对博物馆的展览目的来说则可能意味着失败。当然我们并不排斥热门的技术，比如即将推出的博物馆慕课课程，就是国内博物馆的首次尝试，也欢迎大家前来体验并提出意见。
在刘主任的精彩发言后，博友们也纷纷就国内博物馆的现状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和建议
小苹果：我做博物馆工作有几年了，都是在跟数字化、多媒体、网络虚拟这些打交道，接触下来，数据存在的问题有几个点：1、很多博物馆在做应用的时候，不是在已有的数据采集标准上做解析，而是因为要做应用才去采集信息，这对数据采集标准化是无益的。2、在做应用的过程中，开发人员对文化理解和技术资源之间是断层的。这样会导致传播出来的内容，虽然普通人很喜欢，但令专业研究人员觉得很低俗。另外这还会使年轻一代观众对博物馆形成错误认知。
导致问题的原因有两方面，一是来自博物馆内部，二是合作企业的问题。
朱女士：今年年初我去看敦煌展，去之前先在“看展览”APP上预热了关于这个展览的信息，帮助我在看展之前做好功课，感觉很实用。
另外提到数据库开放遭遇商业用途的问题。有利在，资本一定会涌过来，但是如果专业的不做，一定有不专业的来做。将来互联网+是必然的趋势，资本必定会参与进来。考虑资本怎么为你所用就可以。这不是一个“做”还是“不做”的问题，而是必须要做的事。
杨小姐：A和B结合生出来的孩子不可能100%继承A的基因，也不可能100%继承B的基因。所以无论和资本还是和其它的合作，都需要双方妥协，达成一致。没必要把资本看作洪水猛兽，它只是帮助你推广的渠道而已。
楠树：去博物馆最不好的一点是会给我一种冷冰冰的感觉。观众与讲解员之间有互动会是更好的体验。另外在跨界合作方面，国内可以试着学习日本电视剧《笃姬》的方式，每集结局用1-2分钟介绍剧中出现的历史人物相关遗址或博物馆，会极大地提起观众对文物及博物馆的兴趣。
武先生：我每年看30多个展览，我是一件一件文物在看，也是一件一件文物在拍，并且有的文物我要拍十多分钟。要是130件文物的展览，我需要拍2天。1天拍70多件。我一般是第一个进去，最后一个出来，每天8小时左右吧。这过程中，我发现有的博物馆根本不关心别人来不来看，好像是为了完成任务获得财政拨款而办展。有的则非常精心，比如浙江博物馆、喜马拉雅美术馆。
陈云纪念馆王副馆长：我们同样在如何利用数字博物馆的问题上有所疑虑。
在最终的抽奖环节后，第一届“博物馆|看展览”文博沙龙就此圆满结束。通过此次沙龙，我们对博物馆与科技的关系有了更加深入的反思，也使馆方与观众、馆方与企业、馆方与观众之间得到了直接的良好沟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