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标题：从公共空间到公民意识

　　公共空间在中国出现，距今不过百余年的历史，它们是清末民初“西风东渐”的产物。那时，公共空间的兴起对公民意识的形成和思想的解放起到了重要作用。这个过程是惊心动魄的，更是风云激荡的。它代表着向传统告别，向新世界敞开——在公共空间的兴盛大潮中，近代中国完成了最初的思想启蒙。为此，本刊记者专访近代史专家雷颐，请他为我们评述这段历史。

　　雷颐：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研究员，著名历史学者。其研究方向为：中国近代思想史、中国近代知识分子与当代中国史。

　　“五大臣”意外之喜

　　Q：博物馆、图书馆、动物园、公园等现代都市中的公共设施，在传统中国是缺位的。那么，公共空间在中国广泛兴起大概是什么时候？

　　A：“公共空间”是一个外来概念，但公共空间却不完全是外来的。过去，村头的大树下、井口旁，城镇的街头巷尾，茶楼酒肆……往往是升斗小民自然而然的聚会场所，间或也会谈论关于社区、甚至天下的话题，但总体而言，古代中国的公共空间确实非常有限。

　　这些公共空间出现在中国的时间很晚，牵扯到两个标志性的事件：维新运动和五大臣出洋考察。

　　康有为在描绘理想社会的图景时，特别提到了博物馆、动物园、音乐院等公共设施，梁启超也将“开博物院”等列入新政要办的16项大事中。1905年，为“预备立宪”，清廷派端方等5位大臣出洋“考察政治”，他们去了欧美十几个国家，惊奇地发现，无论大国还是小国，公园、动物园、图书馆、博物馆等公共设施都非常普遍。回国后，他们的几份报告除了谈论政治，都对欧洲的公共设施赞不绝口，有的还做了比较详细的介绍，并奏请清廷仿效，这对官方和民间设立公共空间、建设公共文化设施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公共维权“开民智”

　　Q：建设都市公共空间的倡导者，大多是诸如康、梁和五大臣这样的政治改革人物，关注建公园这类细枝末节的“小事”，其中有何深意？

　　A：他们之所以没有忽略这种“小事”，大概是觉得公共文化设施对国家、对朝廷都是有益的，维新派认为它们有助于开启民智，而朝廷大臣也觉得这是走向文明、训导人民的重要手段。

　　五大臣在出洋考察时，原以为公共设施只是“欧美风俗所趋，未必有关政俗”，后来才知道这些是“专为导民而设”、“无不具有深心”。外国人可据此“考其国之程度”，即：可以通过这些设施是否完备来衡量一个国家的文明程度。

　　于是，他们在奏折中提出，建设公共空间的“良法美意”，“为中国所宜行”。他们着重介绍了图书馆、博物院、动物园和公园，认为这是引导教育人民的4项重要公共文化设施。

　　Q：将公共空间的建设与“开民智”联系起来，从实际情况来看，有没有公共空间促进公共意识进步的案例？

　　A：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上海外滩公园。1868年，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在苏州河与黄浦江交界处的滩地上修建公园，作为外国侨民休憩、游乐之地，这也是近代中国的第一个公园。

　　当时的中国人将它叫作“公家花园”。中国人觉得既然是公家的，就是没有主人的，于是攀爬石狮子、攀折花木，后来工部局以此为借口，禁止华人入内。这明显是一种种族歧视，引起一些华人的愤怒和不满，一些有正义感的外国人也觉得不公平。《申报》也发表一些中外人士的文章对此提出批评，有一篇文章说，香港完全是英国的殖民地，但是香港的公园华人是可以进的，而上海租界同样是英国人管，却不准华人进，这不合情理。还有人提出，公园是用纳税人的税款所建，很多中国商人在租界经商、消费，有一大半的税款都是华商贡献的，公园应当中外共享。

　　后来商人受到鼓舞，联名致信工部局，要求废除这个不合理的规定，并得到了社会的支持。工部局在1886年5月，废除了不许华人入内的政策。这个事情看起来很小，却反映了公民意识、公共观念的进步。中国人以前没有纳税人的意识，觉得交“皇粮国税”是草民天经地义的，根本没想到有什么权利，但是现在发现了这个道理，英国人也不得不服。这是反对殖民者种族歧视的一个胜利，对市民和绅商民族意识的觉醒有相当积极的意义。

　　公共空间要为公众所有，不能被强权任意霸占，如果没有正当理由，哪怕是政府或者掌权者，都不能剥夺任何人进入公共空间的权利。这次事件还说明公共讨论的重要性，如果当局不允许讨论和说理，实行言论管制，那中国人只能采取示威游行或暴力手段，但因为可以在报纸上讨论，最后形成公共舆论压力，推动了变革。

　　传播文明三利器

　　Q：这正符合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理论，因为有公共领域和公共空间，大家才会关心公共事务和政治生活，并形成具有公序良俗的公民社会，完成从臣民到公民的身份和意识转变。

　　A：没错，公民社会是现代社会中的概念，有公民才会有公民社会。传统中国是没有公民的，只有臣民和子民，也没有类似的公共场所。中国的茶馆，类似于哈贝马斯所说的欧洲咖啡馆，人们可以在那里随便交谈，包括家长里短和国家大事，所以才会有茶馆里写条子“莫谈国是”。

　　传统的桥头井边、茶楼酒肆和现代的公共空间差别很大，前者是自然形成的，而后者是随着公民意识的觉醒而产生的，同时也促进公民意识的进步。

　　Q：梁启超曾将学堂、演说、报章誉为传播文明三大利器，学堂和演说需要物理的公共空间来支撑，而报章则提供了一个虚拟的公共舆论空间，由此亦可见公共空间对于现代文明的重要性。

　　A：是的，学校传播知识的功能自不待言，新式学堂的兴起对现代文明的普及起到很大作用。演说同样是传播文明的重要手段，而演说的前提是要有公共空间，大到广场、礼堂、学校、公园，小到茶室、咖啡馆、画廊，只要有人聚集的地方就可以有演说，就能传播和讨论各种知识。

　　报纸也是近代才传入中国的，19世纪中叶中国便有了报纸，一开始报纸上只有社会新闻和商业新闻，后来慢慢开始在报纸上谈论政治时局。真正让中国人意识到报纸可以对政治产生极大影响的是《时务报》，担任主笔的梁启超连县长都没有当过，却能有那么大的影响力。

　　后来，虽然维新变法失败，但是知识分子已经意识到，报章杂志是天下之公器，越来越多的读书人融入办报刊的大潮，直到后来以《新青年》为代表的报刊掀起新文化运动，成为近代史上最重要的思想解放运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