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中国博物馆发展历程 权力 政体 认同

　　摘要：香港中文大学人类学系吕烈丹教授（Tracy L-D Lu）《中国博物馆:权力、政体和认同》一书通过案例研究、实地考察、数据分析等方式，提出“国家政府与社会精英所倡导的政治议程、社会范式和民族文化认同改变了中国博物馆100年的发展历程”。但我认为书中过度强调了中国早期博物馆的功能、目标以及权力、政体和认同对中国博物馆发展的影响，而且对近年来中国博物馆的变迁也认识不足。

　　博物馆在中国已有一百多年的发展历程,但近30年来才开始转变为类似西方博物馆运作管理方式的文化机构。三十年前(也就是1985年)中国博物馆的数量尚不过百,但现在国家文物局登记在册的已超过4500多家博物馆。从国家文物局发布的一份报告中,我们得知——仅在2010一年内就有395家博物馆是新成立的,相当于每天都有一个新博物馆成立；报告预测在未来五年，平均每年还将增加200多家博物馆。尽管如此,到2020年,有13.5亿人口的中国，拥有的博物馆数量仍然远远低于美国的35000家博物馆。根据美国博物馆和图书馆服务研究所（IMLS）的统计数据：2014年，美国博物馆总数已经超过当年星巴克和麦当劳数量的总和。

　　根据香港中文大学人类学系吕烈丹教授（Tracy L-D Lu）《中国博物馆:权力、政体和认同》(英文原著：Museums in China: Power, politics andidentities by Trace L-D Lu，Routledge，2014) 一书提出的数据，1936年中国的博物馆大概只有80家。这本书是作者根据早期中国博物馆的详细档案研究,并结合对中国边远地区生态博物馆的实地考察的综合研究成果。通过她的分析，可以知道中国博物馆是如何在特定历史环境下成长，并经过较长一段时间发展为现在状况。如果要指出贯穿这本书的中心论点,那就是作者认为“国家政府与社会精英所倡导的政治议程、社会范式和民族文化认同改变了中国博物馆100年的发展历程”。

　　吕烈丹通过研究大量博物馆的主旨、功能和结构来证实她的这个论点，除了第一章和最后一章外，中间六章都有意列举不同发展时期的例证进行说明。在书中第2-7章，每个特定博物馆的详细案例分析都有一定材料的支持，其中包括一些极难获得的十分有用的资料，这些资料都放在相应的社会历史背景下用很好的叙述方式进行了阐释。我发现，通过作者提供的原始资料来研究当时的中国博物馆是如何起源和管理的，是阅读过程中最愉快的时刻之一。这些资讯与我们今天对当时博物馆的理解是不同的。

　　像大多数同类著作一样，这本书也是从历史角度展开的,引言部分回顾了1949年共产党建立新中国之前的历史。对历史过程的回顾较为简短,作者重点关注的是中国在什么情况下需要建立首批博物馆,而谁又是受益者。由知识分子、外籍驻华官员和传教士组成的社会精英带来了他们西方的生活方式和社交网络，博物馆的建立是他们的与众不同的社交平台之一。而国内的那些倡导者都是很有名望的中国人。吕烈丹把中国早期这批很有名望的倡导者归类为“强势的社会阶层”，但是这些中国名流对很多西方读者来说并不熟悉，所以本书为他们做了有益的诠释。正是这些人影响了上世纪的中国博物馆发展历程。

　　接下来的三章是19世纪晚期到20世纪早期建立的三类博物馆的案例研究，包括：传教士建立的博物馆(第二章)、社会精英所倡导的私人博物馆(第三章)和国有博物馆(第四章)。每一章中作者都精心挑选了两三个博物馆案列,通过分析得出中国博物馆的开端是有很强大的与社会改革相裹挟的驱动力。她认为传教士建立的博物馆是西方学者的研究工具，也是中国的社会精英和宗教信仰皈依者认清西方文明的进步的一个窗口；而私营博物馆(比如南通博物苑)是中国知识分子呼吁从殖民主义中取得独立发展的工具；当时仅有故宫博物院和古物陈列所两座国有博物馆,作者认为它们是民国政府以保全皇家收藏为目的而与清宗室谈判妥协的结果。总的来说,在案例细节分离孤立情况下作者试图说明这样一个观念：早期中国博物馆的出现是脱胎于社会运动力量的产物，由于它们的建立掺合了当时政治议程，故使得博物馆管理者和投资者的身份认同受到社会精英的追捧。

　　然而我发现,书中过度强调了中国早期博物馆的功能和目标。1842年鸦片战争后清政府签订了《南京条约》,中国面对开放租界、殖民文化政治（和宗教）和开放港口贸易经济的困境。这些在试图避开国外影响的中国知识分子中间引起了巨大触动，他们呼吁改变生活方式，放眼看世界。虽然我认同吕烈丹关于那个时期博物馆主要服务于社会精英的论述，但博物馆的建立是社会运动的一个方面，而不是因为精英政治。我认为像世界上其他地方一样，博物馆在这片新大陆上的出现只是象征西方生活方式和文化影响的一个结果，尽管对任何议程创始人(外国人或地方精英)而言，博物馆的出现会带来便利。例如,1925年故宫博物院的成立显然是民国政府接受西方理念的结果，而不是归因于作者所暗示的需要为与中国末代皇帝的优待条款谈判找到一个解决方案。

　　第五章是对1949年中国共产党建立新中国一直到1979年的博物馆体系的观察，很显然这种制度模式的创建和运营来自前苏联。为了传播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和提高摆脱殖民统治的民族自尊，博物馆等文化机构的管理和运作是为了新政府的政治议程。为什么1949-1979年期间面对许多政治、经济和军事危机时，新中国需要博物馆?针对这个问题作者给出了两个原因：一是出于向非共产党的精英群体妥协的需要，二是为了建立保护文物和遗产的管理机构。在这一章里,作者为了说明这一点，特别举了旧上海博物馆和国家博物馆的形成和结构组织的例子。

　　接下来的六、七两章中关于生态博物馆和旅游业与博物馆之间关系的数据是非常吸引人的，因为这些数据来自作者自身的田野调查。“生态博物馆”这一概念由法国的博物馆学家雨果·戴瓦兰（Hugues de Varine）在1971年提出，但是直到上世纪末才被中国博物馆学界所知。它被认为是中国少数民族地区文化互动的实践性场所，而这些少数民族地区的居民早已融入了泛汉文化族群中。她所列举的两个生态博物馆的建造时间都是中国与欧洲处于伙伴关系的世纪之交，其主要目的是出于自我认同和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需要。然而，根据书中的数据，具备博物馆功能的遗址公园并没有按照期望那样吸引大量游客以及发挥教育场所应有的作用，因为政府组织结构并没有适当地推动当地经济的发展。但是她的另一个例子——Tai Village的一个私人生态博物馆——却呈现出一种扶持本地经济发展的有趣模式。

　　在第7章中，作者将她的分析从西南少数民族地区转移到了中国西北部。她以Tsa石窟博物馆为主要案例，研究了旅游业同博物馆之间的相互影响。她所调查的欠发达地区位于古丝绸之路上，那里有许多佛教石窟艺术的遗存。作者尝试回答以下问题：是哪些经济、社会和政治因素导致博物馆成为一个当地文化和社群的旅游目的地？带着这一问题，作者采访了45个当地人和游客。研究表明，博物馆需要在当地的经济和社会变迁中扮演一个基础性的角色，这是不可避免的。我认同这一点，但必须指出的是石窟博物馆是一个文化遗址，而不是一个以展览展示为主要目的的传统博物馆。作者也承认博物馆所展示的内容同经济发展和城市化并没有很大的关系。有一点必须指出的是，作者已经将她的博物馆研究主题转移到了文化遗址上。我并没有看到传统博物馆中如同文化遗址一样在当地社会转型中起到相应规模的影响。

　　最后一章的标题为“变迁中的中国博物馆”，但其内容在某些方面是令人失望的。首先，发生在中国博物馆的管理体制变化比书中呈现的更具有超越性，甚至要甚于那些已公开的数据。2004年以来，中国的博物馆在多个方面进行了改革，包括它们的教育部门和游客体验，其结果是“免费参观”这一政策的实施（除了一些遗址类博物馆，例如秦始皇兵马俑博物馆等）。然而，作者却持忽略社会变化的观点，认为公共博物馆（免费）和遗址类博物馆（收费）在免费开放方面的不同政策是将穷人排除在欣赏和教育之外的一个证据。第二，作者有选择性地讨论了近些年来快速发展的私人博物馆的角色，而仅仅为了证明博物馆在社会变迁中的赋予的权力，但却忽略了被专业人员定义的其他类型的专业博物馆。这些博物馆发展迅速，且拥有多种职能。最让人失望的是作者淡化了同陈列展示和项目有关的博物馆展览或项目管理的重要性。她留给读者的是一个变迁中的中国博物馆的结构和建馆宗旨的历史。此外，作者看见了社会精英、政治议程的权力、民族自觉和自尊是如何成为影响博物馆或遗址公园创立的首要原因。但也仅此而已，并且过分强调了权力、政体和认同对博物馆发展的影响。而中国博物馆近二十年来的突飞猛进，其原因正是避开了“权利、政体和认同”框架的束缚之后的开放性发展。

　　总而言之，我认为这本书相当于是对按时间演进的历史进行回顾的期刊性论文集，其每部分的内容正如文章副标题所言，试图论证中国博物馆的发展是同政治权力和社会认同的反复较量而兴起的。作者有选择地使用博物馆作为例证，所以这只能是个案研究，却不能给西方同行们提供一个可供理解的全方位视角。尤其是本书所使用的材料根本不能反映当今中国博物馆的一些方面。这本书可能会适合那些需要了解中国博物馆发展史（带有详细的个案研究）的学生，但这些学生可能会误解当前中国博物馆的运行管理方式。实际上，在过去的十几年，中国博物馆在结构和目标方面发生了急剧转变，完全不是书中所呈现的样子。中国的博物馆采用了一些流行于西方博物馆界的成功模式，尝试了陈设、展览和公共项目等博物馆基本运作程序。基于这个原因，2013年以来，美国博物馆协会（AAM）同中国博物馆协会合作，提出了一个年度项目叫做“中美重点项目”，将中国博物馆的发展轨道融合到世界博物馆的转变中。现在的中国博物馆应该是世界博物馆的重要组成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