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说体制，首先想到公务员、事业编，一谈改革，马上想到医疗、国企和养老。外人眼里：博物馆行业每年上百亿投入、数百座新馆、上万场展览、无数活动与文创，一个欣欣向荣的行业，为何会总有人焦虑喊着要体制改革？因为只有业内人知道：高速发展带来的新需求和高要求与内部缓慢更新的体制之间的空隙越来越大，矛盾和问题已日益凸显。不是博物馆人动不动就拿体制说事，而是它确实需要关注了。
2010年至2015年，中国博物馆数量从3252家增加到4692家，五年增长1440家，平均不到两天，一座博物馆就拔地而起。在高速增长之下，还按以前的一些标准、流程操作、管理要求来建设博物馆，新馆就失去了意义；时代给博物馆的展览、服务、管理各方面水平提出了新的需求。
每天，微博里都会看见很多“博物馆应该这样做”、“如何那样做”的文章，乍看全是国内外优秀案例和成功经验？圈内争相转发，奉为圭臬。但如果长期呆在这个圈子里，你就会发现，类似文章几年前就曾发过，今年换个案例、更新材料后又被扔出来，依然会被人转发点赞，而且做得好的博物馆永远是那几个馆，永远都是它们在引领方向。
为何大家都知道什么是好、该怎么做，却没有进步呢？为何这些问题年年都被扔出来，大家不烦吗？为何做得好的永远是那几个馆呢？
博物馆为什么进步缓慢？
问题究竟在哪？来看看几个普遍存在的现象：
1、预算审批制度与展览资金空缺
按财政制度，每年各馆的经费都需在“两会”期间开始审批，后经各部门逐级审核，资金基本上到馆里都是在4月份。也就是说1-3月的展览资金是空缺的，甚至在4月之前，你不知道哪些展览项目通过、是否减项、审批资金多少。导致很多项目悬而未决。而展览又必须要继续，所以博物馆只好将上年最后一个展览安排在12月开展，展期顺延填充完次年第一季度空挡，而由此带来的上年项目资金结算又给第二年资金带来了新的财务问题；有的馆甚至让展览公司先垫钱来做，经常会有公司贴钱做了之后，因为财务审计减项导致入不敷出。
2、项目结算与策展周期的矛盾
博物馆展览项目是否要做，有多少钱做，完全是靠每年在四月时的财政审批说话，每年批的项目又必须年底前做完。也就是说，博物馆每年申报的展览只有8个月时间可以做。临展时间一般在三个月左右，博物馆在完成一个展之后就马不停蹄的准备下一个展览：写大纲、挑展品、形式设计、上一个展览撤展、新展入场。长此往复，每个展览的策展时间压缩得相当短。囿于人力，做好展览已不容易，社教活动、文创开发等内容就没有太多时间去投入了，所以很多临展的文创和活动上都做的都不尽人意。
3、全支全收影响创收积极性
大部分国有博物馆财务上实行“全支全收”。在国家政策鼓励下，有很多博物馆借助社会力量发展文创，增加了博物馆收入，但博物馆获得的收入需要上交财政，或者作为博物馆次年财政下拨的资金，同时，因为薪酬制度，“多劳是无多获的”，一定程度上导致了博物馆人参与文创积极性不高。故宫博物院院长单霁翔也曾多次在谈到文创发展时，提到国家对博物馆从事经营活动的依据模糊不清，存在政策缺位，也影响了文创的积极性。
4、招投标制度对策展能力的影响
博物馆的展览工程超过一定金额后，需要走招投标程序，大的展览公司能够承担策划设计施工全部，博物馆更愿意全部外包，久而久之，博物馆“失去了”策展能力。大展全部外包出去，博物馆原有的形式设计人员就只能策划设计一些小展，同时也不再补充人员编制，后继无人，逐件失去了策展主动性和能力。
5、人事编制与人才需求的矛盾
博物馆一直说缺乏人才？是高校培养人才不够、还是博物馆人难招？其实人才不缺，而是编制太少。编制意味着待遇、户口，很多学了博物馆学、考古学的毕业生也想找一个专业对口的机构，也想进博物馆。但是中小馆待遇偏低、编制少，而北上广的大馆要么户口限制，要么名额很少，动不动就要博士、大家都挤破头往里进，发现也很难。博物馆都为了保证馆舍的正常运行，只能实行劳务派遣制来解决人员问题，合同工的不稳定性和人才质量问题又影响了博物馆的业务水平。
如果你经常看新闻就会发现：无论展览、藏品、社教、文创还是会议论坛，永远都是那些大馆做得最好，他们在行业里都是成功案例，出镜率最高。而中国是有超过4700家博物馆，剩下的4000多家博物馆都去哪了，为什么听不到他们的声音？其实他们更亟待发声，渴望关注！
因为他们处于养分最末端，接受传输时间更长、反映也更慢、而受制更多，所以只能更在后面吸收毛细血管输送的养分。所以根本无法获取主流的话语权。
为什么不改革？
那么，这些普通人能看见的问题，难道国家管理部门就看不见吗？他们当然看得见，而且比我们清楚得多，那他们为什么不行动呢？这需要回答几个问题：
1.谁来牵头做这个事？改革涉及多部门，包括财政部、人社部、文化部等各个部门多个单位，并不是简单的事；同时，财务制度、人事制度不只是在博物馆这一个行业施行，也面临同样的问题，牵一发而动全身，这个行业改革了，其他部门、其他行业怎么办？
2.谁来承担改革风险？施行改革，必然会带来各种问题和风险，在现行的体制下的大部分博物馆的运营还算正常，如果贸然改革带来的风险谁来承担？抱着“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心理，可能没有人愿意去碰个烫手山芋。
3.用什么方式来改革？各地区、各馆的资金、人力、业务需求等各方面情况不一样，如何制定适合的改革方案，由谁来出这些改革方案，这又是一个问题。所谓“不患寡，而患不均”，在改革中如何平衡地区、馆际的差异性，这又是一个问题。体制改革不是喊出来的，是需要有人实实在在的调查、去研究、去制定方案。
4.改革有那么紧迫吗？相比医疗、社保、国企、教育、养老等一系列的体制改革，博物馆体制改革的紧迫程度应该是排在10名开外，现行的体制虽有一些限制，但目前还没有到危及生存和行业发展安全的地步。
说了半天，问题大家都知道，但现有情况无法改变，还是跟没说一样。因为这事总需要人来做，而呼吁的声音一定要持续下去，要让社会了解博物馆，让社会关注博物馆，知道博物馆的困难；此外，合理的业务外包，增加利用社会资源来弥补缺失，用发展进步倒逼改革或许是一种最好的选择。
现在业内也在积极探索和尝试，比如国内博物馆成立理事会、基金会等举措，不论其起到了多少实质效果，改革都已在或明或浅、或快或慢地推进着。随着博物馆事业的快速发展，国家支持会越来越多样化（政策或财政），社会资本也会更多地进入这个行业，博物馆会面临新的机遇和挑战，在变革完全来临之前，博物馆应当及早布局，具有在未来生存的能力。甚至，改革不是被动等来的，它需要我们一起来推进！
